是时候跳下去了，她对自己说。到了空中，也能在天上看着孩子们吧。想到这里，她决定再最后看一眼手机屏保上两个孩子的笑颜。

心灵感应般地，丈夫在这时发来了微信：“你信不信劫后余生？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熬住，就是一切！”看到丈夫的话，姚梦寒蹲在地上号啕大哭。不知哭了多久，她突然觉得，自己现在去死有点儿“太亏了”，“我应该亲眼看着骗子把钱吐出来后锒铛入狱。”

失业

“我就是个废人。”谈到失业，姚梦寒这样形容自己。

她的一头长发松散地扎成马尾，颓然地垂在脑后，头顶上可以看到清晰分明的缝隙。前段时间，她因为过度焦虑而脱发，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暄”了起来——这是一种北方人形容馒头在蒸熟过程中快速膨发的词汇，她觉得用来形容自己因情绪导致的过度浮肿恰如其分。

她语速很快，在投入叙述自己的遭遇时会忍不住落泪，但同时也可以敏锐地注意到在她周遭逡巡的蚊子。她迅速拍死蚊子的那刻，似乎可以感受到她在孩子熟睡后在一旁驱赶蚊虫的场景，可以看到她在孩子试图摸家里电门时的厉声呵斥，以及她打电话给区教委投诉自己家老二排不上公立幼儿园时的怒不可遏。

失业前，姚梦寒是一家“幼小衔接”机构的老师。为了让孩子上小学后学习不至于太吃力，很多家长会在公立幼儿园的最后一年，选择把孩子送到这样的机构，进行学业训练与思维开发。

“这种模式是违背孩子天性的。”姚梦寒说，在她供职的教育机构，每个工作日从8：20到16：30，这些四五岁的孩子要不间断地学习，只有午餐过后有十分钟的走路时间。

2020年初，因为疫情，培训转为了线上，几个月后才恢复至常态的线下课程。但没过多久，“双减”开始了，虽然主要针对的是K12阶段的学科教育，但学龄前儿童的学科辅导也受到了波及。直到2021年3月底，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将这一产业彻底连根拔起。

那段时间，失业就像悬在姚梦寒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何时就会落下。公司氛围愈发紧张，对老师的续课率及满意率的考核要求也愈发严苛。几乎每天都有人主动或被动离开，没过多久，整个公司也土崩瓦解。

“因为公司再怎么谨慎，也顶不住有很多学生家长打电话给教育局投诉。”姚梦寒说，“比如，有的孩子上魔方课学不会，老师可能会说，如果实在玩不转就算了，也不一定非要学会拧魔方。但家长会想，别的孩子都会了凭什么我的孩子不会，于是向教育局投诉，反正搞超前辅导也是违规的。他觉得他的孩子没学会，别的孩子也不能学，应该把这个一锅端了。”

“疯了，彻底疯了。”在姚梦寒看来，家长们的集体“鸡娃”是导致她失业后崩溃的根本原因——一想到孩子要上学了，六年之后要小升初，九年之后可能在“普职分流”中被分流去学厨师，她就忍不住唉声叹气、独自流泪，“我能兜住自己的底，但我兜不住孩子的底”。

所以她需要钱，需要工作。当初离职的时候，姚梦寒和同事们没有拿到赔偿金，因为担心进入北京教育领域HR圈子的黑名单，她也没有选择仲裁。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独生女，父母一直教育姚梦寒要努力学习、自食其力。大学时，她念了一所南方的985高校，后来回到北京念了一所更好学校的硕士。她明白，如果父母知道她失业了，会非常失望。她也会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失业之后，她不断问丈夫，“你觉得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我对这个家没有一点儿贡献。”

“他说我是他的精神支柱。”说到这里，姚梦寒脸上漾起了笑容，“可是‘精神支柱’这个词太虚无缥缈了，随时会坍塌，我觉得这根柱撤了换另外一根柱子也可以。更何况过日子更需要金钱。我看过一个调查，说是用父母两个其中一个人的生命换3000万，你换不换？很多人选择了交换。如果我的生命可以换一笔财富足够我两个小孩长大，我是愿意的；在没有道德绑架的情况下，我觉得孩子也应该是愿意的。”

假装上班

一开始，她打算马上找到一份工作无缝衔接。但一刷招聘软件，发现留给35岁以上劳动者的岗位不足30%。作为一个二胎妈妈，她不能出差、不能长时间加班、因为要接送孩子上下学还不能离家太远，“所以人家凭什么要我啊？”

她有一位高中同学，原来是一家健身美容公司主管，人到中年，去了一家稳妥的国企做HR。同学明确告诉她，即便是国企也不会要35岁以上的女性：未婚未育的很可能入职后马上结婚备孕休产假；已婚已育的，有一胎的担心会生二胎；生完二胎的又会面临无比繁杂的育儿琐事。尤其在当下，孩子们居家上网课需要全职看护，一般家庭牺牲的都是妈妈的工作

姚梦寒又考虑创业，做育儿类自媒体，贩卖积攒了十几年的学龄前儿童教育经验。但她只懂如何生产内容，不知道怎么营销推广。虽然每晚都看直播间的母婴专场，但她搞不清楚一个合格的主播如何才能脱颖而出。创业之路还停留在空想阶段。

家里的情况也不允许她失业——得知自己的毕生积蓄被骗后，父亲因为高血压进了两次医院，但因为不想造成她的心理负担，一直瞒着她，她是后来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所以失业的消息她丝毫不敢透露给父母。公公婆婆也有几十万被骗走了，但毕竟隔着一层，他们始终没有开口问她这件事。有好几次，姚梦寒觉得婆婆就要开口了，那个当下，她赶紧转身进了厨房或者洗手间，婆婆的话似乎被她的背影堵在嘴边，家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静默。

于是，她决定装作照常上班的样子来逃避这种压抑。

但为了圆上一个谎言，必须撒更多的谎。姚梦寒的父母虽然退休在家，可每天都会准点收看早上的《朝闻天下》、中午的《新闻30分》和晚上的《新闻联播》，茶余饭后也会和街坊邻里闲聊。他们发现，政府在大力整顿课外辅导，邻居家的小孩去上辅导班也要东躲西藏，于是忧虑地问姚梦寒的工作是否正常。每到这时，她不得不想出一套听上去更严密的话术。她告诉父母，自己考取了一个名为“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证书，已经转型做家庭教育内容研发；而家庭教育，国家已经出台专项法律来规范和鼓励，不在“双减”范围内。

“感谢疫情。”姚梦寒说。因为前段时间北京疫情管控，很多公司居家办公，她也不必像去年那样每天出门假装上班，中午吃咸得要死的炒粉。她可以光明正大地不出门，但因为公婆在家，她还是要时不时地关上门来，伪装成在线办公的样子。“他们可能臆测我关着门就是在上班，我就任由他们臆测，不解释。”

她还要想象，上班的人是一种什么状态：“要关注时事，要思考问题，要有精气神，而且作为一线老师，跟孩子们还要有接触互动。”于是，在每天的餐桌上，她会装成“上班的人”该有的样子，聊一些公司轶事和教学经验，让公婆觉得，她是真的在工作。

关起门来的时候，她有时会拿起碳素笔，静心画一幅简笔画。生完两个孩子后，姚梦寒几乎没有过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她也会经常和朋友联系，纾解一些焦虑，或者让别人给她困顿的现状一些看法和建议。她发现，身边很多同龄人，甚至包括以前在职场上认识的“90后”们，也都失业了。她的一个中年朋友，原本经营一家教培机构，“双减”失业后只能在家躺平。帮他在家里看孩子的母亲隐约知情，但每天早上都会在厨房制造出“叮里哐啷”的噪音把他吵醒，逼迫他走出门去假装上班；她认识的一个“1993年的小孩”，在健身房做私教，因为疫情，五月份的收入仅有100块钱。“大家现在都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是不是都是像我一样在表演上班呢？

确实有不少失业者在表演上班。

生活在南京的樊鹏，原本供职于医药试剂公司，公司生产的试剂主要卖给各大高校、科研机构或者卖往美国。疫情之后，高校停课、物流停运，公司不堪重负，解散了几乎所有的员工。

失业后，和父母同住的樊鹏开始假装上班——每天，他吃完早餐后出门，去往同一家肯德基坐上一整天，因为肯德基是父母绝不会去的安全地方。待得时间久了，他会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大王卡”来帮肯德基员工完成月度指标，报酬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可达鸭，挂在闲鱼上出售一只可以卖到将近40块钱。他也会用悬浮秒表来抢茅台酒和洋酒，再转手出售赚取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