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音药与音乐·乐药的未来与思考》

几天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卧虎藏龙——谭盾与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上，谭盾的指挥棒不只面向乐团，还转向观众。在第一曲《风与鸟》演奏之前，谭盾邀请演奏家和观众用手机扫描一个二维码，获取一段“鸟鸣”音频，并将手机音量调至最大。然后指挥观众播放手机音频与乐团互动。灯光关闭，几百个手机屏幕变身黑夜中的点点星光，音乐厅瞬间成“鸟林”，一部活色生香的“手机交响乐”诞生了。这不是谭盾的第一次创新。2001年，他因创作电影《卧虎藏龙》音乐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在这部使其声名远播的电影中，他让马友友将大提琴拉出了二胡的声音。7月18日—29日，国家大剧院拉开“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大幕。为这场全球古典音乐盛宴热身，自然少不了长年游走于东西方文化的谭盾。在一场“艺术沙龙”上，谭盾一身黑衣白裤亮相，不知是否想表达阴阳太极。借着世界杯的热度，他聊起小时候被学校的足球队和乐队都看中了。但老师对他父母说：你们的儿子不要再踢足球了，他是为音乐而生的。“结果，我没踢成球。后来，我发现，交响乐队的小提琴、大提琴，不就是足球队里的中锋、前锋吗？”谭盾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交响乐团跟体育团队真的是一种人类现象，不只是竞争，更多的是人类文化的分享。”

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语言

环球时报：您参与过多部电影音乐的制作。音乐对于电影和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谭盾：音乐在电影里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所谓“字幕语言”。讲故事的时候，有的地方语言不一定能讲清楚，这时要特别借助于音乐。比如，《卧虎藏龙》里，李慕白(周润发饰)实际上喜欢玉娇龙(章子怡饰)，玉娇龙也喜欢他，但中间较着劲儿，两个人针锋相对。导演李安就对我说：“你可不可以用音乐告诉观众，他们两个人相爱了，但我不能说，我说了人家会恨死我的。”有意思吧？音乐，就是形断意不断。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语言。英国披头士乐队哪首歌流传最广？就是《Hey Jude》。2012伦敦奥运会就用它做了开幕曲。当年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结婚后，约翰·列侬和前妻的5岁儿子得了忧郁症。为了救这个孩子，乐队全员出动写了这首歌。没想到，一个给孩子的歌却让全世界听上了瘾。今年正好是这首歌创作50周年。所以，无论我们做这样的音乐创举或那样的原创，音乐还是一定要回归情感的描述。

环球时报：据说，中国的音乐学院对于二胡等民族乐器的教学手段偏向于西方，这是否会导致民乐传统的丢失？

谭盾：我当初留学时，父亲对我说，不要老讲英文，英文讲多了什么都忘了。我说，如果把中国老祖宗的东西传到全世界，我英文不讲好怎么传？其实，艺术门类里有很多东西，东西方可以互相借鉴。比如，无论跳民族舞还是爵士舞，上来都是先学芭蕾的训练方法，这是一种科学的身体展示。西方的现代美术也经常用中国“大象无形”的理念。科学跟艺术是一对孪生姐妹。刘天华之所以成为刘天华，就是因为他把很多小提琴技术改成二胡技术，使二胡有了崭新的生命。民族音乐也可以有不同的训练方式，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看个人理解和个人目标。越多元化的学习，越能成就个性化发展。小孩的教育一定要多元，我们对小孩的教育最重要的一条是给他选择，而不是教他怎么做。天才是怎么出来的？全是自我的选择。

越古老的东西越要用新东西去带动

环球时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如何创新才是对的？

谭盾：真正的创新要在最大的平台上做，比如教育、新理念或体系的创立、新市场的开拓，至少这三个层面都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一定离不开一个更加广阔的、对于真正新意的理解。越古老的东西可能越要用新的东西去带动它。越原始的、传统的、根基舍不得的东西，越要用科技的东西去拥抱它。当科技拥抱传统的时候，未来就会产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新”也有“心”的意思，内心的“心”和崭新的“新”，这两个东西要连在一起。

环球时报：您在音乐实践上做过不少创新，但有人认为您的音乐“观念大于内容”。您对这种争议怎么看？

谭盾：我的观念的实行，永远是要用最最美丽的旋律和最最动听的音乐去承载。你要让平台说话，因为自己有时也会有一些困扰。比如，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的节奏太强？这些从来不听节奏的人，一定会觉得你节奏性太强。还有人会不会觉得你的旋律要有更多民歌？也许他听的器乐不够，而且我们也不一定做民歌，可以把民歌演化成交响乐，不就像贝多芬把德国民歌演化成《欢乐颂》一样吗？我觉得一方面要执着，坚持自己的信念。另一方面，有时听听不同声音也蛮好的，虽然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对的，但你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看到自己。不过，有一点我很自信，就是我自己认定的方向、观念，我会一直走下去。而且，我觉得艺术就是要观念取胜，要有大的格局。

中国音乐市场一定是未来希望

环球时报：根据您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中国音乐如何才能“走出去”？

谭盾：我觉得“中国音乐走出去”，一是要进入西方市场，二要进入西方的教育体系，三是要让西方的东西进来。文化不交流就不能普及，也不能进入别的国家。之所以“丝绸之路”有意思，“一带一路”伟大，就是因为可以做到你进来，我出去，一定要交流才可能兴旺自己。但是，为什么有的东西普及不了，去不了外国？而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前的东西如禅宗思想、阴阳太极，在外国就那么兴旺？因为它们有一种共通的哲学能量。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虽然是你创造的，但有人类的共通性，让其他民族的人也觉得它是驱动力，就很容易进入西方的教育体系。

环球时报：在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大都是老人，很多小孩都不学钢琴了。而在中国，古典音乐的观众群体普遍年轻。“歌剧之王”多明戈曾表示，中国有可能拯救古典音乐市场。您如何看中国音乐市场的未来？

谭盾：这个关注很有意思，你说的情况也是对的。中国到底是不是未来音乐的市场？我觉得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声音。中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民族。中国人可以听雪，这是什么情怀？中国人说“大音希声”，在国外索性我就直接这么翻译：最宏大的声音只能在安静中听到。他们觉得很伟大。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在于，心里的世界非常大，可以装很多东西。禅就是自己对自己说，就像打高尔夫自己跟自己比一样。作为中国作曲家，我觉得西方的世界音乐史写得不公平，都是西方几百年那一套。为什么不写中国的、东方的？两百多年前，巴赫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而早在2400年前，中国的编钟就已经有十二音了。一千多年前，敦煌壁画上的乐队已经上千人了。西方的古典音乐是用和弦和乐音的物理组合创造出流畅、紧张、舒缓。中国的音乐在空气里、水里、诗歌里，中国音乐是信天游，是敦煌，是儒释道，是一种有机体系。中国音乐是一人一琴一天地。一把古琴就是一个千人乐队。所以，我觉得中国音乐市场一定是未来的希望。

从目前中国音乐教育的规模看，非常了不起。但也有一个现象令我非常担忧，中国的大学越建越多，真正的教授越来越少。如果我做一个称职的教授，一定要让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只有在最放松的状态，才可以让想象力乘着音乐的翅膀自由飞翔。另外，中国的音乐会很多，但我们的原创歌剧、原创交响乐有几个是可以让世界管弦乐团作为21世纪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来演奏的？我一直想把中国古典音乐学派立起来，但这不是容易的事。音乐最难突破的是在作曲风格、指挥风格、诠释风格上。此外，成就一个音乐大国，要开多少音乐学院、多少音乐厅？需要多少家庭的投入？家庭和国家的教育要重新整合，还涉及到对中国哲学基础的研究以及中国音乐家的拓展。其实，这是一个民族的事。再过一百年，如果古典音乐还没有中国学派，如果世界音乐史还没有谈中国音乐的美学，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是非常耻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用毕生的精力去奋斗!